凉州儒学最大的特点是溯本求源,它在维护和推崇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恕、悌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,再从圣人的生活大背景来解读圣人经典, 以求圣人初衷和真意;自汉以来的所有释义,也只是起到借鉴作用,而不是严格照搬。
其实王孝通、徐文远很清楚“二刘”是对的,而他们信奉的儒学实则是阉割而来的产物,与气度恢弘、大气豪迈的真儒学比起来,既狭隘,又局限,甚至他们所推崇的一些观点,已经和圣人所创立的常说,背道而驰了。
这个问题,其实不仅是王孝通和徐文远明白,很多儒者都明白。
但是他们全都不说。
为何?
因为他们是伪儒学的既得利益者。
在伪儒学风行天下的情况下,大家都指望伪儒学获取功名利禄,便是皇帝去质疑,都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排斥!其他人,又如何敢说不对?
既然上上下下都不去纠正,他们自然能够继续以信奉伪儒学的儒生为武器,继续向统治者敲诈勒索。
而二刘主编的溯本求源的《十三经正义》一旦编纂成功,那么惨遭阉割篡改的儒家学说,就会回归正道。而山东士族主导的不思进取、故步自封、思想僵化的伪儒学,自然被世人遗弃;若是失去了儒学的主导地位,山东士族累世营造出来的名望,必将荡然无存。
所以阻止《十三经正义》编纂,便是诸儒大举西行的真实用意。
他们的作战方针是先以经学打压凉州大学诸儒,再以算学绝杀敌人,最后再以《缉古算经》加以碾压凉州诸儒。
如果凉州诸儒破解不了《缉古算经》二十个问题、排不了《缉古算经》“得失”,那么他们从关中拉来的五车钱币,就会如数带回去,从而达到羞辱凉州儒者的目的。之后,再以此次辩论为例,在舆论上打压、羞辱二刘,使其无法立足于士林。而自身的地位,却因此步步上升。
二刘要是臭了、倒了,他们奉命主编的《十三经正义》、凉州不同于中原的教育体制自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;而杨集主导的教育方略一旦因此被朝廷取缔,那么凉州教育、凉州大学,理所当然的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,一切教育方略都将由他们主导。
所以说,这次辩论看似是学术界之争,实则充满了浓重的政治色彩,对凉州大地都有着巨大、深远的影响。
“我们行程如何安排?”王孝通下了一子,向骑马跟在车窗外的王通问道。
“回叔父!”王通说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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