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得慈眉善眼，他用两根沾满酒精的棉签儿，反复涂抹我屁股上指甲盖儿大小两块儿破皮的地方，疼得我大口大口的吸气。他边消毒还边解释说，酒精虽然疼，但不会落下色斑，比碘酒好，屁股上有了疤痕就不好看喽。然后又用红花油，按摩屁股上淤青红肿的鞭痕。我趴在医务室铺着白床单的行军床上，他不让我提起裤子，说屁股裸露在空气中便于结痂。然后，他笑呵呵地安慰我说，昨天也有个男生，在这里趴了一上午，他的屁股真被打开了花，比你严重哟。就这样，我一直趴到中午放学。时不时，有些男生女生路过医务室时，把头探进窗内，望着趴在行军床上，狼狈不堪的我，然后捂嘴讪笑走开。我都十三岁了，撅着屁股趴在床上，像展览品一样陈列在众人的眼里，强烈的自尊心，让我羞愧无比，无地自容。我突然伤心起来，不断地抹着眼泪，心中暗暗诅咒着孙晓鸣的哥哥。
很多年以后，孙晓鸣的哥哥，为这件事儿，还真向我道过歉。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，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，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，每人摊了20多元。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，那根罗汉竹，打人真可以，真可以，硬得像根鲸鱼骨头。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，真委屈它了，每次挨完打，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我老爸也真可以，意志坚定，铁面无私，下手绝不留情。
就是这位铁面无私，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，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，突然升官了。他要被调去重庆大渡口区公安局当副局长。大渡口，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，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。
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，他惊慌失措地说，我们要搬家了，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他搓着双手，焦急的望着我。大人们的决定，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安慰他说，我会去看你的。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，我不想离开你们，我不想离开你们。
调令来得很急，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。两天后，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。卡车启动时，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，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，你们一定要来看我，你们一定要来看我。我鼻子一酸，泪如泉涌，也哭泣了起来。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，他表情凝重，伸出结实的手臂，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。这一幕就定格了，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。
但我还是食言了，他离开后，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大渡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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