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渐渐发现官当得好没什么用处，只有拿钱财开路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与近臣，才有机会往上走。
于是他也横征暴敛，他也索求无度，每年都从任地上奉送百万羡余钱给皇帝。
所谓的羡余钱就是在原本应收的税款之外，另外再大肆征收一笔钱，说“我把这地方治理得特别富庶，还能额外再给陛下献上这么多钱”。
谁听了不觉得他特别能干！
至于这钱是从谁身上剥削出来的，那就不必去提了，左右他们也去不了长安、见不着天子。
这大抵也不是某个人的错，而是这个时代的皇帝俱都更爱听近臣的话-->>
、更爱用想方设法迎合讨好他的人，所以许多人在低谷中沉沦久了，渐渐便移了心易了志。
所以白居易在宗驾崩、武宗继位后，感慨于老友们病的病、死的死，提笔写下过一首很有名的诗：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”
我们生来就像活在小小的蜗牛角上，一辈子更是像石头相撞时迸出的火光那么短暂，还争什么争呢，不如喝酒，开心喝酒！
元稹这次归来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倒是也想干点实事，很有少年时力斥权宦的气概。
只可惜他这才刚回到京师没多久，王播就要暴病而亡了，换上的是跟他有嫌隙的李宗闵。
别看李宗闵姓李，搞起党争来他属于牛李党争中的“牛党”成员。
而元稹更偏向于以李德裕为首的“李党”。
是以元稹和李宗闵的矛盾年轻时就挺深了，属于谁上位了都要打压对方的那种！
元稹这人浑身都是把柄，既没有显赫出身也不擅于养望，自然是别人随便攻击几下他就又得收拾铺盖走人。
霍善通过苏轼在交流群里的现场八卦把元稹的过去将来都瞧了一遍，只觉当个官可真不容易。
瞧瞧吧，为了争官位不仅要会钻营，还要会站队，站错队必然会被打压得翻不了身！
还好他只喜欢吃喝玩乐，没想着当什么大官。
霍善麻溜和元稹互通了姓名，问元稹知不知道刘禹锡和白居易他们现在在哪里。
元稹道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，难道还想去拜访他们不成？”
霍善道：“对啊，我的一个朋友很想认识他们。”他想到读书人都爱以会友，当场打开自己背着的小药箱，装模作样地在里头扒拉了一会，扒拉出本《东坡集》的小册子替明天才能过来的苏轼转交给元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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